□刘大伟

那年春天，单位派我到泸州分校授课。负责接洽的老师说，一到夏天，那边气候非常炎热，最好做些准备，不过也不要太担心，大暑之前就可以返回青海。

接到通知后，我在地图上查看一番，发现这座城市距离贵州不太遥远，应该有着南方城镇特有的气质。回想自己抵达过的南方城市，最南面当属武汉。毕业留校那年，学院派我到武汉大学进修编辑出版学，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去过更加靠南的城市。如此来看，这次泸州之行定然将我的南行之路推进一步。

火车停驻重庆后，换乘去往泸州的长途班车，三个多小时的车程，不断加剧着我对这座城市模糊不清的想象。窗外的绿色愈发浓郁，不断攀升的气温和高低起伏的道路提醒着我：泸州已到。看样子也是一座山城。前来上课的老师们住进了老旧的公寓，客厅内的大风扇成了大家吃饭和交流工作的必备之物。因为老师缺乏，我在教务主任的劝说下，承担了《基础写作》《编辑学原理》等四门基础课的讲授任务。

在我看来，泸州的春天极短，月份还没到夏季，气温已经逼近伏天。都说武汉是个火炉，与泸州相比，其炉内之火还不算太旺。泸州的闷热，如同大火炉上架着一个沸腾的大铁锅，高温与水汽交织成密密的纱布，只往人身上裹。口袋内需备条小毛巾，随时擦去快速流至鬓角的汗珠。与我比邻而居的崔老师说，这还不是最热的，过了小暑，真个是“平分天四序，最苦是炎蒸。”赶在大暑来临之前，几个人去看了长江和沱江的汇合处，领略了“半江清澈半江浑”的盛景，遥望长江自远方逶迤而来，众人对着故乡的方位，高高举起了思乡的酒杯。

大暑如风，倏忽而至。热浪一阵一阵，掀动着门窗和桌上的书本，教室内的风扇几乎不起作用，汗水流到眼角，涩得孩子们不停擦拭镜片和眼眸。那几天正在讲授《中国当代文学》，我一边按课程大纲快速推进，一边思谋着课堂消暑的方法。蓦然想起古人曾有读书消暑的尝试，但那种情形应该适合一个人的情况，全班这么多同学，如何静下心来展卷静读？于是想到一些含有“冰凉”意蕴的词汇，譬如大雪、冰层、雪山……于是，给学生讲起我的故乡林川——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片高寒之地，站在我家院子里可以测得海拔正好是三千米。每到五一放假，孩子们都要来到田间，协助大人种洋芋，黄昏时分常有雪雹子如尿素粒撒落犁沟，而到了国庆假日，大家又聚拢起来，一起挖洋芋，如果动作不快，一阵风雪，地头尚未收取的洋芋就会被白色覆盖，从那天起，降雪就会成为一种常态。从一个孩子的感受来说，故乡林川的大部分时间都会下雪，雪花在飞，气温在降，身穿棉袄的孩子们依偎在教室后墙的板报下，一边大声背书，一边挤着“热窝”……那场景，至今难忘，所以我的第一部诗集准备出版时，我就想好了书名——雪落林川。

若不是下课铃声突然响起，同学们还沉浸在我所描述的场景中。就在那短短的半个小时内，我确信他们都进入了雪的故乡，漫天雪花正飘飞在他们的头顶，给他们清凉的同时，也带他们重返了童年。为了巩固这种不错的课堂消暑成果，我在下课前布置了作业——下节课我们一起学习昌耀先生的《河床》，这首诗大气磅礴，将为大家带来有关雪山和河流的故事：“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

收拾教具时，手机开始不停震动。原来妻子带着孩儿来看我了，她的高三学生早已参加完高考放了假，孩子还没有上幼儿园，母子俩就这样不管不顾地来了。这么热的天，孩子肯定遭了不少罪。没想到妻子说，孩子要见他爸爸，没办法，只能应了他，再说了，我平常手脚凉，正好到泸州来烤烤炉子啊。

那天晚上，做饭的阿姨为我们多加了两个菜，众人也因我们小家庭的团聚而高兴。马老师特意拿出珍藏多年的泸州老窖，乐呵呵地招呼大家：“来，今天我们热热闹闹地过个大暑啊！”按理说，大暑天喝白酒，肯定烧得不行，但是那天几个人好像没觉得有多热，倒是我家孩儿撇着嘴说，以后再也不想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