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如

《我住江之头》主题鲜明，内容饱满，角度新颖，画面精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纪录片作品，也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一部典范之作。一经播出，便形成了万众争睹的收视热潮，赢得了良好的观众口碑和热烈的话题效应。

写实主义、现实精神和纪实性的具象叙事一直是纪录片的美学特征。写实是纪录片最主要的特点，也是观众对纪录片最大的期待。《我住江之头》以平实的观察视点、细致的记录过程，真实、完整、立体地展现了地处青海高原腹地的三江源的自然之美、生命之美、文化之美，记录和呈现了三江源地区人与自然尤其是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和友好状态，热情地讴歌了各民族群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关爱生命、爱护家园的高尚情怀和感人事迹。

纪录片虽然与故事片有着真实与虚构的本质不同，但借鉴和采用戏剧化的故事策略记录和反映生活则是其常用手法。故事化的纪录片素材结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从始至终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另一种则是运用多个小故事表现一个主题。《我住江之头》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即每一集都讲述一二个或三四个小故事，以小故事交叉的板块式结构来打破传统叙事中按照时间顺序线性叙事的格局。事实证明，对故事性的孜孜以求，不仅没有妨碍该片所要表现的主题，反而使得片子更灵动，更丰满，更能激发受众的观影热情，调动受众的观影兴趣。

除第一集《生命》以外，其余各集的故事都与人有关，且由一系列相对连贯的情节构成。发掘个人行动的独特性、情节性，并将其发展成一个故事段落，再由几个故事共同构成单集主题，成为《我住江之头》组织叙事的有效手法。我粗略地算了一下，该片讲了不下十个故事，这些故事几乎涵盖了牧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限于文章的篇幅，我不能对这些故事一一展开分析，只举其中的两个例子吧。其一是吴永林二十年如一日地在青海湖畔守护普氏原羚的故事。《我住江之头》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吴永林对珍稀动物普氏原羚的无限深情和悉心呵护，并将其救助、保护普氏原羚的历史追溯自然顺畅地穿插于整体叙事之中。当吴永林直面镜头，不无动情地讲述自己保护普氏原羚的感受时，那种发自肺腑的真挚情感，那种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都让观众为之动容。吴永林，这个野生动物守护神的形象，由此而深入人心。其二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昂赛乡牧民竞相学习自然摄影的故事。它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从长江之头的照片拍摄，到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摄影展；从蜚声海内外的野生动物摄影家奚志农，到拍出许多优秀摄影作品和珍贵画面的牧民摄影师，一场与自然、生态联系紧密的自然摄影队伍及其创作活动，最终收获了无数感动。无须神采飞扬的编剧或是演技精湛的职业演员，这些真实故事的出现已足以撼动人心。摄影培训班上年龄最小的英平康卓全神贯注听讲的神情，特别是她在作品获奖后喜极而泣的特写镜头，更为该片的影像叙事大大增色。

《我住江之头》的拍摄是有很大难度的，难度不仅表现在拍摄环境的艰苦、拍摄范围的广大，也不仅表现在野生动物出没无常，对它们的拍摄往往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等待，同时还表现在对拍摄对象遴选和磨合的坎坷艰难上。该片的拍摄用了五年时间，五年，一段不算短暂的日月。其间，摄制组与拍摄对象一起生活，建立了亲密的朋友关系，为后续的拍摄奠定了相互信任的感情基础。我从片子中人物神态的自然、表述的从容以及各种野生动物的自由不羁，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记录主体在拍摄过程中所秉承的“不干预”（对拍摄对象）原则和所坚持的主位（对象主体）叙事立场。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在纪录片的创作主体和播出渠道更为开放、多元的融媒体语境下，《我住江之头》的创作者依旧将纪录片视为社会的文化标杆、“国家的家庭相册”，始终坚守文化使命和专业品质，坚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和作风，努力创作出受众喜爱的具有传播力、影响力的纪录片作品。在我看来，这种追求，这种努力，才是该片实现突破、凤凰涅槃的根本所在，也是最值得从事纪录片创作的同志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片名《我住江之头》清丽含蓄，耐人寻味。如果说，宋词中的这个“我”，只是“日日思君不见君”的小我，那么，纪录片中的“我”，则显然是包括“江之头”所有植物、动物和人在内的大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