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秉文

高天厚土的大美青海，雪山林立、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有着一望无际的草原，成群的牛羊，大片的庄稼地，阡陌交错，屋舍俨然，巍巍昆仑的子孙们传唱着数千年的歌谣。从翩翩而舞的彩陶纹盆到欢腾热烈的藏族锅庄，从辽阔冗长的拉伊到吉祥的酒歌，从高亢嘹亮的花儿到载歌载舞的社火，从田间地头到苍茫原野，都有贴近乡土的声音，流传着数百年的艺术。

对于朱仲禄先生的艺术人生、理论成果和演唱作品，社会共知。朱仲禄先生在西北花儿的挖掘、传承、研究和创作方面有很多个第一。他让民间有演唱禁忌的花儿在“凡俗”中“脱俗”，让青年男女偷偷摸摸的“悄悄唱”“背后唱”走向公众视野，让个体引领的民间音乐成为社会群体认知文化。

时至今日，青海花儿不论是从民间传承队伍、理论研究，还是从演出规模、演唱形式和传播途径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海花儿会已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历史成果，离不开著名的“花儿王”朱仲禄先生。

朱仲禄先生缘何达到如此造诣和高度？我们从《花儿与少年》《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和《下四川》叙事策略中的现实思维和共情共鸣的叙事技巧中，追寻朱老对花儿的解读，诠释其人文语境中的演唱风格。

从《花儿与少年》唱词来看，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开头，以迎春花、石榴花、丹桂花、雪花为内容歌唱四季，应时应景，这类四段体结构歌曲在中国是很常见的。“年轻轻的咯女儿家呀踩呀么踩青来呀”“小呀哥哥呀扯不断情丝长”“年轻的小哥哥啊托一把手过来”等表现出青年男女情爱的心态、情态，很具有故事情节。

“春风吹醒了凤凰山，山前的湟水映满天”“绕过了一山又一山，山里头有一朵红牡丹”“山里头高不过凤凰山，凤凰山它站在白云端”“山里高不过凤凰山”“川里平不过大草原”等等，其中“凤凰山”“湟水”“大草原”都是青海境域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景观。“红牡丹”是中华文化中对花赞美、对人隐喻的共性思维特质。自古以来，将家乡的自然景观融入歌曲，用赞美牡丹来借喻美好生活，是民众共情共鸣的现实思维，生活写照。

《下四川》（脚户令）从旋律到唱词都具有现实意义。如第一段歌词中“一溜儿山来着哟，（噢）两（噢）溜儿山，三溜儿山，啊脚户哥下了个四川，噢哟哟，啊脚户哥下了这四川，西宁的脚户哥下来了，下来了，碾伯的金鸡娃叫了，（噢呦）碾伯的金鸡娃叫了。”

歌词中的“一溜儿山”“两溜儿山”“三溜儿山”寓意有很多山，青海地处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分水岭，茶马互市是多民族地区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促进生产、民族团结等多重关系的重要汇集地，脚户哥是养家糊口的需要，承担着茶马互市中的商贸流通。歌词中的“三溜儿山”“西宁的脚户哥下来了，碾伯的金鸡娃叫了”是早期青海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反映。

“词为乐心，声为乐体”，这是歌曲的主题、境界和灵魂。这几首花儿都属于高腔山歌，高亢悠长的花儿中多用衬句拖腔，旋律起伏大，高音区多用假声演唱，这是青海乃至西北地区的山川地貌造就的音乐风格和人们的思想行为。朱仲禄先生在演唱这些歌曲时，声音高亢悠扬，音域宽广，音乐旋律、唱词和演唱中起音、落音、颤音的声韵营造了意境，锤炼的歌词和演唱风格再现出生活的画面感，这让很多群众产生共情共鸣，回味悠长。

朱仲禄先生在演唱这三首民歌时，对作品的定位、品格和价值做出有效合理的判断，将音乐旋律与歌词嵌入了民众的心理，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其现实思维中历史、文脉、理念、技法来源和走向。演唱中的含有敏感的切身感性经验和人生体悟，并将听众的生命体验卷入其中，这与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人文、历史环境存在着深刻的联系。题材的美学维度，社会的审美意识，贴近民众的生活，再运用为人民歌唱的叙事策略和技巧，让艺术作品成为经典传唱。因此，朱仲禄先生这几首花儿一经唱出，便先声夺人，大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