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艳君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广袤版图中，乡土叙事始终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精神场域。作家们以笔为犁，在城乡巨变的时代浪潮中辛勤耕耘，试图为漂泊的游子寻得一方原乡。江子的散文集《回乡记》正是这样一部充满探索精神的文本，它以散文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令人震撼的乡村图景，使这部以“赣江以西”为原点的非虚构写作，恰似一场精妙绝伦的时空解剖术，用手术刀般的笔触划开了现代性进程中的乡村褶皱。当返乡者的足迹碾过龟裂的田埂，当老祠堂的砖瓦在推土机前簌簌发抖，江子以人类学家的冷静与诗人的激情，在记忆废墟中打捞出被时代列车甩落的灵魂碎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当代中国乡村的重要视角。

《回乡记》一书分出走、返回和他乡三辑，收录了《练武记》《行医记》《购房记》等十三篇文章和一篇代后记《明月此时》，全书以吉水赣江以西区域的历史与现实的记忆为基准，通过作者江子这个书生已然出走后的不断回望，以作者的故乡下陇洲村为核心聚焦点，全方位地展现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乡村世界。从内容上看，《回乡记》涵盖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物的命运起伏到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均无遗漏。比如书中描写伯父曾水保的经历，极具代表性。伯父本是品学兼优的中专生，有着留校任教或成为县农业局技术干部的光明前途，却因迂腐过继父亲传宗接代的观念，被迫回乡当农民。回乡后的伯父，虽身处农事劳作之中，却从未忘记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对远方的向往从未熄灭。他给自己取名“庆潜”，在匾额上写下“潜志”，时刻提醒自己对理想的坚守。后来，伯父承担起村里电力系统维护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这既是他对乡村的一种担当，也是他在无法离开乡村时，为自己寻得的一个可以独处、思考的空间。伯父的一生，在留守乡村与向往城市之间不断挣扎，他的命运轨迹深刻地反映出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张力，以及传统观念与现代追求的激烈碰撞。对祖父从孟浪少年到“老座”（武艺高强，为人板正，处事老练，能主持正义维护公理）拳师的人生经历的描写，反映了江西武术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尽管年迈的老乡们动作不再矫健，围观者也寥寥无几，但江子依然相信武术精神会传承下去，因为他相信深层的武术之道，就是为人之道。还有村里那位精通传统木工手艺的老人，尽管现代工业生产的家具充斥市场，他依然坚守着手工制作的技艺，精心雕琢每一件木器。他对工艺的执着与热爱，源自对乡土文化传统的敬畏与传承的使命感。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细致刻画，体现了江子对乡村文化价值的深刻认同，在展现乡村变迁中复杂人性与深刻矛盾的同时，也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乡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独特魅力。

《回乡记》既是江子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也是对故乡集体记忆的挖掘与呈现。他通过将个人记忆、家族历史与乡村变迁交织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多线索的叙事网络。江子以自己的童年、少年时光为线索，讲述了在故乡的生活琐事、成长烦恼以及与家人、邻里之间的情感故事。这些个体记忆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故乡生活的喜怒哀乐。他回忆起小时候与小伙伴们在田野里玩耍、在河里捉鱼的快乐时光，那些纯真无邪的岁月仿佛就在眼前；他也讲述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和挣扎，如对未来的迷茫、对家庭关系的思考等，这些真实的情感体验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在展现个体记忆的同时，江子还将笔触伸向了故乡的集体记忆。他通过对家族历史的追溯、对故乡先辈们事迹的讲述，展现了吉水人民在历史长河中的奋斗与传承。在书中，他提到了家族中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念反映了不同时代故乡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这些集体记忆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让读者对故乡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织，使《回乡记》不仅仅是江子个人的回乡记录，更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心灵史”，它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个体与集体、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使得读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乡村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回乡记》创作于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江子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变迁对乡土社会的深刻影响。在书中，他既描绘了故乡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如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等，也揭示了这些变化背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他在作品中对时代变迁的审视，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看到了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挣扎与困惑。在《回乡记》的文本迷宫里，每个消失的村庄都化作词语的纪念碑，每声拆迁的巨响都催生新的叙事可能。江子用笔尖撬开现代性的铁幕，让被遮蔽的乡土中国在文学场域重获发声。他让老屋的梁柱在文本中重新站立：被白蚁蛀空的房梁成为时间虫洞，霉变的窗纸化作记忆的羊皮卷，就连墙根处疯长的野蕨也被赋予档案员的身份。当返乡者啜饮家酿米酒时，突然在喉头尝到“太爷爷烟斗的锈味”，祠堂里昔日摆放族谱的神龛前摆着自动麻将桌，香炉里插满烟蒂。这种神圣空间与世俗欲望的荒诞并置，恰如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转型”的乡土注脚。微信群里抢红包替代族田祭产，视频祭祖消解地理阻隔，这种文化转码绝非简单的数字异化。当海外游子通过直播参与修谱大典，当像素化的祖先画像在云端重组，传统文化正以数据流的形态进行惊险跳跃。描写生锈农具被改造成艺术装置的过程，金属的氧化层被阐释为“时间包浆”。甚至是移植到城里的古樟树在混凝土裂缝里的伸展根系，都构成震撼的生存隐喻。当农民工在阳台种植辣椒，当村庙壁画出现在地铁站，这种文化的游击战证明，乡愁不再是挽歌的韵脚，而成为创造性转化的基因库。江子通过这些物质细节在文学空间里构建起抵抗遗忘的诺亚方舟，以此颠覆了传统的乡土叙事范式，从而证明乡愁不应是文化保守主义的避难所，而应成为创造性转化的反应堆。

江子的写作风格独具特色，在乡土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早期的诗歌创作经历，赋予了他独特的语言驾驭能力和思维方式，使得他的散文充满诗意。在书中，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吉水独特的自然风光，如蜿蜒的赣江、广袤的田野、古朴的村落等，这些自然景观不仅是故乡的地理标识，更是江子情感的寄托之所。他笔下的赣江，“像一条银色的丝带，蜿蜒穿过这片古老的土地，它承载着故乡的记忆，也见证着岁月的变迁”，他笔下的村庄“偃卧在荒芜的田野中间，在冬天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条历经沧桑同时又身披锦绣的鱼，一座苦难又光明的殿堂。它是古老的，我知道它有着最少八百年的历史，可它又是簇新的，一年一度的春节会将它施洗如婴。”这样的描写，将乡村的古老与新生以一种极具想象力和美感的方式呈现出来，让读者仿佛能触摸到乡村那厚重的历史与鲜活的生命力。在描写故乡的自然景观时，他对色彩、声音、气味的捕捉精准而生动。如描写夏日乡村的夜晚，“月光如水，洒在斑驳的泥墙上，蛙鸣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稻花的清香与泥土的芬芳”，一幅静谧而充满生机的乡村夜景图便跃然纸上。在人物描写方面，他注重细节刻画，从人物的外貌、神态到动作、语言，都能准确地展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与内心世界。如描写祖父“相貌堂堂，虎背熊腰，仿佛力可拔山的壮士……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坚定而无所畏惧的光，让人感觉即使天塌下来他也敢顶着”。除此之外，江子对吉水的民俗文化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从传统的节日庆典，如春节时的舞龙舞狮、端午的赛龙舟，到民间的手工艺制作，如剪纸、木雕等，无一不展现出吉水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这些民俗文化不仅是吉水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承载着故乡人民的情感、信仰和价值观。江子通过对这些民俗文化的书写，让读者感受到吉水独特的文化魅力，也唤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和传承意识。

在全球化的当下，《回乡记》为“新乡土主义”提供了写作的可能性与“中国方案”。既不沉溺于前现代的田园牧歌，也不臣服于现代性的暴力碾压，江子开辟出第三条道路：让消逝的村庄在词语中获得永生，使流动的乡愁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量子纠缠。那些被文字复活的祠堂、方言与农具，已然成为文化再生的干细胞。当作家用拆迁废墟中的碎瓷片拼贴山水画，当族谱中的生卒年月被改写为现代诗，这种记忆的炼金术正将创伤经验转化为美学能量。那些被城市化进程碾碎的文化碎片，在文学场域中重组成超越时空的星丛。江子的出走与返回恰似一个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循环：离乡是参与观察的必要距离，返归是文化深描的必然选择，当江子这个“书生出走者”带着都市经验重返故土时，他的凝视已然具备了双重性——既是局内人的血脉共鸣，又是旁观者的理性审视。他将田野笔记、口述史片段、地方志考据与抒情散文熔于一炉，将农民进城、传统留存、异乡与故乡、出走与返回、新乡贤的责任与命运等进行了历史地呈现。这种文体越界恰恰对应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当作家同时扮演民俗学者、历史侦探、诗歌祭司等多重身份时，《回乡记》便成为罗兰·巴特所说的“可写文本”，邀请读者共同参与了文化记忆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