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郎

一

青海是五风杂处之地，自打20世纪50年代起，外来人口就越来越多。籍贯不同，口音当然就不同，然而，时代使然，不管你来自哪个省，只要是社会交流，人们都说普通话。

贵如则不然，无论在哪里，都是一口字正腔圆的关中话，即便是上台发个言、讲个话，仍然一以贯之，乡音不改。

青海有许多陕西人，我也是在青海长大的，自小便听惯了关中话。关中话的特点，是高低起伏很委婉，很有音韵感，入声字往往很瓷实，句尾的落音，很有强调性。又因为我所交往的友人中，很有几位都说关中话，他们的为人，也大都很真率，很淳朴，所以，我一直觉得，关中话很受听。

我有个习惯，阅读文章，总惦着作者的籍贯。读着读着，作者的乡音，便会萦心绕耳，当然，只在心里念，不会念出声。贵如的语调，我是非常熟悉的，及待一字不落地读下去，心里面也就隐隐地，由远及近地出现了贵如的乡音，同时，昨天的光影，也像视频的画面一样，叠化出友人的情意，叠化出岁月的迁流。

二

这本文集，总共分怀人、纪事与文艺随笔三部分，虽然题材不同，文字独立成章，但合拢起来，却是一个整体，是贵如的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不过，为了整理阅读感受，我还是将不同的文章作了打通的归纳——归纳为亲情、友情与乡情这三类。

——先来说亲情，因为一个人秉性与品格的形成，和亲情太有关系了。

贵如的父亲，是关中大地上一位本分诚实、慎言检迹的农民，但他又是一位上过两年私塾，并能拉得一手板胡、唱得一口秦腔的农民。这，就为贵如的出身，打下了耕读传家的底子。

先来看段父子情深的描写吧——

那些年，学校里没有学生食堂，我又住校，父亲总是往学校给我送馍馍。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正赶上蔓延全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就没有粮食做馍馍了，只能以搅合着少量面粉的菜团和糠窝窝代替。再后来就连菜团和窝窝头也做不出来了，只能每天一下课就回家，和家人一起喝稀粥与菜汤。营养不良，人就消瘦、乏力乃至浮肿。从学校到家有十多里路，以往不知不觉就走完了，这时却变得那么漫长，不歇一歇，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一些同学便不再上学了。

望着父亲已经闭上的眼睛，我心里升起一股极大的苍凉和哀伤，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永远失去了那个赋予我生命的最亲的人，我感到一种空前的无助和孤独，连院子里的阳光也都变得暗淡了。听妹妹说，父亲临终前，还一直在喃喃呼唤我的名字，泪水便抑制不住地从心底涌出，一任在脸颊恣意流淌。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猛然意识到，我对不住父亲。工作是永远干不完的，而父亲却不会一直等着我。

——《我的父亲是农民》

读了这本文字，我才知道，贵如也是吃过大苦的人。

贵如大学毕业后，是先到兴海县黄河岸边的学兵连锻炼一年。那年月，所谓“锻炼”，其实是十分繁重的劳动——

后来，我们又搬到了黄河岸边，住进了自己动手搭建的地窝子，一个地窝子，住进一个班。

所谓地窝子，就是从平地向下挖一个深二米、长七八米、宽三四米的土坑，上面用粗一点儿的树枝做檩条，细一点的树干做椽子，铺上树条和麦草，盖上一层碎土，然后糊上一层草泥，正中间开一个天窗，坑的一边留一个低矮的出口做门。夏天、秋天住着倒还凑合，八九个人在通铺上挨个躺下，活重，一天劳累下来，睡得很踏实。春天风多，床铺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一到冬天，呼啸的寒风掀开帆布门帘灌进来，地窝子里就冷得够呛。

那些天都是在河滩里捡石头、抱石头，往汽车里装石头，鞋和裤子划出许多口子，衣服前襟被石头磨得稀巴烂，扣子掉了又掉。开始，还有心补缀补缀，后来，我们索性不补了，只往腰间系一根布条或自己搓成的草绳，省事又遮风。还记得，学兵连接受再教育结束之后，我回故乡探亲，母亲拿起我到处是“窟窿眼睛”的上衣，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看把我娃恓惶的！”

——《一滩有意伴流水》

之所以大段引用贵如的原文，我是自有用意的。以我的纪录片创作经验，有的环节，直接让受访人出镜来讲述，远比导演的旁白有力量，切得太碎，细节不连贯，文气也就很难贯通了。而且，这样的内容，若再以第二人称来转述，你就是写得镂金错彩，相比于主人公讲述亲身的经历，也都会无比苍白，弄得不好，还有辱没的嫌疑。我唯一要说的是，能够在如此艰苦的环境，还踏踏实实地服役，勤勤恳恳地尽职，体现在贵如的身上，正带有来自上一代亲人吃苦耐劳的基因。

犹记得点读《颜氏家训》时，我曾眉注过这样一段话：“对上一代的秉性，弃其劣而不伤其心，继其优而能广其长，这才是亲情的最大化。”当然，这只是广义的感慨，并无具体的指向，但如今回看，后面这一句，竟应在贵如的这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上。

三

自古以来，悼念友人的文字，往往能见出作者的品性，尤其是重情重义的那一面。贵如的这本文集里，这样的文章，有好几篇，捧读之下，令人动容。

读过《高澍，我的好兄弟》之后，我做了一点查对，发现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距高澍去世的时间，相差将近三十年。高澍其人我并不认识，但通过贵如饱含真情的叙述，高澍的形象，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三十年过去了，在贵如这里，一声兄弟仍然叫得好凄惶，这无法不让我心生敬意。有人说，“时间是最有效的淡忘剂”，也没错——但是，也要看对谁。

世俗社会里，“朋友”一词，早已庸俗化，很多场合，不过是“熟人”的代称。朋友交往，常常有这种情况：刚开始一见如故，就差歃血为盟，一旦过了“蜜月期”，就渐渐失去了热度。人情深浅，世事高低，并不为怪。真正的朋友则不然，越是交往，越是契合，因为志趣相投，三观一致，即便是清茶一杯，仓促一面，只在扺掌之间，也会是十分愉悦的精神畅游。既无荣利之图，也无得失之算，这才称得上君子之交。好端端一位契友突然过世，的确是难以承受的事，“明月不知人事改，还上楼门”，忆及与他共同在“场”的往事，只要是一位长情的人，任谁都会生出许多的隐隐哀愁。

文集里还有两篇，分别怀念林锡纯和王怀信。这二位，在青海的友人中，也恰好是我最为熟悉的。

我年轻的时候，和锡纯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好几次，他来我的宿舍，聊天聊到很晚，回不去了，只能夜不归宿，与我在单人床上“打通腿”。但是，即便是已经头对脚，脚对头，话题还是收不住。后来我离开青海了，仍会时常想念他，因为他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怀信大哥是我在青海电视台的老同事。怀信以高原探险而驰名业界，退休之后，我还请他参加过我带的剧组，一起拍摄《苏州水》。犹记得就是在同里古镇，我为他的探险实录《青藏屐痕》，写了一篇序文——《匹马孤征于惊沙大漠之间》。结尾写道：“王怀信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不是一个纯粹的人，不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是，他却是以数十年光阴，匹马孤征于中国西部的惊沙大漠的人。”

如今，读了贵如的文章，感动之余，我想到，我真应该再补上一句话：“他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

非常感谢贵如，唤起了我的记忆，让我在江南的冬日，对青海的往事，对故人的形象，对真挚的情义，作了一次系统的重温。

交到几位好朋友，都是人生的福报，让我们好好珍惜吧。

五

只要是联想到文章的作者，便自然会迎面遇到“文如其人”的话题。按照古人的“修辞立其诚”的理念来看，贵如的人品，恰恰和他的文风相一致。

贵如的与人为善、待人谦和，一向是有口皆碑的，他的形象，始终给人以宽仁温厚之感。即便他后来做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委领导、青海省文联主席和广电厅厅长，都丝毫没有“官”架子，同事们、朋友们，也都没有把他当作“官”来看。即便他不做领导了，大家也很怀念他，敬重他，其中的一个原因，正是他主政期间，也带着“仁政”的色彩。这样的敬重，才是最深的敬重。

我一直相信，天下的文章，大多是边念边写，或是边写边念写成的，特别是锤炼的环节，由此便想到了语调和文字的关系。贵如讲话，很稳当，很从容，至少我没有听到过他哪一次讲话很凌厉。或许也正是他的性格使然，他不尚铅华的文字，就形成了精准而结实、简洁而朴厚的语象，与他的为人行事浑然一体。

贵如的文字，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质，就是纯朴自然，让人读着很舒畅，丝毫没有为写而写的痕迹。我曾经对青海的朋友说过，朱乃正和林锡纯最好的字，是顺手写的那些字，我称为“随手字”，一封书信，之所以远好于特别用心的一幅创作，就是因为，越是自然，越耐看。文章同样如此，总是自然的好，只有这样，对于所写的人，所写的事，才会是最好的还原。

早年所见一些所谓的文化大散文，很是风靡一时，但是，时过境迁，如今再看，大而无当，内容浮华，就像是一位发着高烧的病人，明明是在说胡话，还作哲人长叹状。实际上，它是另外一种假大空，而唯有饱含着真情实意而发乎衷怀的文字，才会“文章岁久而弥光”。这也是为文的法则。

贵如的笔下，虽多属纪实的文字，却不乏抒情的段落，不过，这抒情也是自然而然的，与他纪实的叙事，融合得十分妥帖——

连队每天夜里派人站岗，每人两小时，依次轮换。虽然睡梦中被人唤醒，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但一个人面对灿烂的星空和不远处黑黝黝的山峦，听着夜鸟们偶尔发出的一声两声凄然的长啼，也觉得蛮有诗意的。至今，仍然记忆深刻的是那满天亮亮汪汪的大星星。它们大而清亮。那亮，不是一般的亮，是鲜艳，是丰腴，是不管不顾，是无拘无束。犹如千朵万朵神奇的白百合，放肆地开满了大米滩的上空。

此前，无论是在我的家乡陕西，还是在我上学的兰州，我都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茂盛的大星星，这样水晶一般的大星星。

——《一滩有意伴流水》

这段文字，很有代入感，再读一遍，我们也像站在西部的土地上，仰望着辽远的星空。

2024年12月30日，辞旧迎新之际，撰竣于江南小豆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