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宥力 钟自珍 魏雅琪 马海曼

深秋的湟源，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意已经很浓了。从湟源县丹噶尔古城迎春门走进柏大卫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湟源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干事霍德已经早早等候在这里。

他不是这里的专业讲解员，却用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满含深情地讲述着墙上那些老照片，讲述着那段历史和照片里那对美国父子与湟源的不解之缘。这里的每一幅照片、每一根椽梁，甚至每一个柜子上的铜扣，霍德都已讲过无数遍。可每当说到“故乡”两个字，他的语速总会慢下来。

“我没见过柏大卫本人。”霍德说，“但柏大卫说的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人这一生只能有一个故乡，湟源就是我唯一的永远的故乡。’这句话我懂。不是口号，也不是书面话，是一个离开过家乡的人，心里最实在的一句话。”

霍德指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柏大卫。他在这个地方长大，小时候的事都留在这儿。一个人把童年、少年都放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长在心里了，拔不掉。”

柏大卫一岁多就来到湟源，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17年，成年后才离开。霍德说，柏大卫记得湟源的乡音，也记得本地人过日子的那些小事，吃酸啾啾（沙棘），打搅洗（游泳），拌糌粑，他都熟悉。“很多地道的湟源话，这儿的年轻人都不怎么说了，但我在一部影像资料里听柏大卫说，还是那么纯正，就是地地道道的那个味儿。”霍德说，“一个人把异乡过成了故乡，又把故乡背在身上走了一辈子。”乡音未改，乡愁更浓。

霍德之所以懂，是因为他也离开过湟源。许多年前，他从青海师范大学毕业，到北京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那时候，他还是个从山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头两年，他觉得外面的世界真好，可四五年过去，生活归于平淡，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外地人”。

真正打破这份平静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午。2006年夏天，他坐在电脑前备课，播放软件忽然弹出一首青海“花儿”。“说实话，以前在湟源的时候并没觉得‘花儿’好听，唱的啥我也听不懂。可那天中午，熟悉的乡音一响，眼泪就再也控制不住了。”他说，从那一刻起，他动了回来的心思。后来，他回到湟源，在县文联做文化干事，和同事自费去发掘湟源“高原红旗渠”的历史印迹，参与地方文化梳理和宣传。他反复说，自己就是湟源的一个普通百姓，做的也是微薄之事。

也正因为这样，他更能理解柏大卫。虽然两人从未谋面，一个在海外，一个从北京回来，隔着千万里，可游子心是相通的。

霍德指着另一张照片说，柏大卫在湟源生活了很多年，后来隔了30多年再回来。看到家乡变化，看到熟人，他说着最地道的乡音，情很重。此后，柏大卫经常往返于美国和湟源两地。他看到家乡医疗设备落后，就从美国捐款购买设备，运回湟源。用他的话说，是给家里人做点事。那些设备为湟源县人民医院跃升二等甲级医院奠定了基础，成为当时全省唯一拥有CT的县级医院。霍德说：“我看到过柏大卫在CT前深深鞠躬的照片，那是一种多么质朴和纯粹的爱啊。”

柏大卫说，自己是湟源人。“这不是一句客套话。柏大卫把湟源当作唯一的、永远的故乡，把这里的人当作家里人。”

讲到柏大卫的父亲柏立美时，霍德说，柏立美刚来湟源时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就请当地一位藏族老人教藏语，一学就是一两年。后来语言通了，和周围人来往也多了，穿藏服、挎藏刀，入乡随俗。“你看这张照片。”霍德指着照片说，“他不是做样子，他是真把自己当成这个地方的人。”

霍德在做地方史研究时看到，柏立美和当地不同民族的人来往融洽，信仰不同，但情是通的。柏立美利用掌握的西医知识免费为各族群众看病，时常教当地群众一些简单的谋生技能，和这片土地上的人结下了深厚情谊。柏立美还在湟源留下400多张珍贵照片，成为后来研究湟源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

“我没见过柏大卫本人，但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说湟源是唯一的永远的故乡。”霍德顿了顿，“你没有离开过家乡，就不知道家乡有多么亲切。”他说，自己在北京那些年，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家乡，什么叫乡愁。所以当他讲起柏大卫时，不需要刻意代入，他能像一个游子一样，感受到那份隔着千山万水也断不了的念想。

霍德说，柏大卫讲过，去世之后，希望魂回故里。别人听来也许只是一句话，他听来却知道那里面有多少牵挂。“人这一生，走得再远，心里总有一个地方，是你想回去的。”

深秋的湟源，青山没有变，河水没有变。霍德说，乡音一响，心就回来了。千万里之外，游子心却是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