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千年的长宁

汉武帝时，将河湟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并在今天的西宁周边设立了长宁亭等三个边亭。2100多年来，长宁作为地名保留至今，成为青海沿用时间最长的行政地名。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有一个上孙家寨古代墓葬遗址，里面的珍贵文物证明，这块土地曾为中华文明作出过它的贡献。

上孙家寨村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村庄东面，黄河二级支流北川河日夜奔流不息。上孙家寨村离西宁仅有十多公里，年轻的村民们每天去往西宁城打工，依靠城市辛勤地追寻梦想。西宁这座古城明确历史记载已经有2100多年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李息、徐自为率军征服湟水流域的羌人，将此地纳入汉朝的金城郡，并在今天的西宁周边设立了三个边亭：东亭、西平亭和长宁亭。亭是秦汉时期的基层治安结构，汉朝拓疆开土后在边疆新领地都设有亭。汉朝之所以把亭看得很重要，是因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就是从泗水亭亭长起家的。曹操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刘备封张飞为新亭侯。以亭来封侯，不是曹操和刘备小气，而是汉朝自始至终把亭看得很重要。

东亭一诞生就夭折了，今天已没有任何资料能说明东亭的所在地。而西平亭，在东汉末一跃成为西平郡，相当于今天的省，西晋时改成了西都县，西平这个名字虽然没有了，但在西平的基础上，鄯州、湟水、青唐等地名在这片土地上相继而生，直至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将青唐改为西宁，至今已有九百多年，西宁成为青藏高原最大的城市。本文关注的上孙家寨在西宁与大通之间的城乡接合部。回到西宁还叫西平亭的时候，上孙家寨就是长宁亭属地，西晋时长宁亭变为长宁县，隋朝时从行政地名变为山川地名叫长宁川，明朝设长宁驿，清朝设长宁堡，民国称长宁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长宁公社，进入21世纪改为长宁镇。长宁，是青海沿用最古老的行政地名，而且两千年来它的所辖范围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动。东亭夭折了，西平亭改名后成长为体型大、级别高、名气旺的省会城市，而长宁亭从最初的亭到现在的镇，建置没有多大变化。

千百年来，长宁其实并没有长久安宁。

晋朝统一后，朝廷内部因皇族之间的争夺，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皇族内讧——八王之乱。西晋永嘉二年（308年）西凉太守、护羌校尉张轨趁八王之乱，从武威派他的儿子张寔带兵攻打西平郡。西平郡太守曹祛派兵在长宁一带抗拒张轨的军队，双方陈兵五万人马，激战在长宁地区，最后曹祛阵亡。到了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西魏的王子直率兵进入长宁地区，与吐谷浑发生激烈的战斗。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进入长宁川，在此召集将领部署攻打吐谷浑，长宁川也成为隋朝攻打吐谷浑的前线战地。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朝和亲吐蕃的金城公主去世后，唐朝与吐蕃的战事又起，双方在长宁川陈兵四十万，争据青海。当时，李白以此为背景创作了《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其中天山就是环绕长宁地区的祁连山，长宁也是泛青海湖地区。杜甫也以当时青海地区战乱事件为背景写下：“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宋景祐二年（1035年），唃厮啰青唐政权和党项西夏政权之间最激烈的战役发生在原长宁亭治所，西夏主帅苏奴儿及两万多人马覆灭在牦牛城（原长宁亭治所，唃厮啰治牦牛城）。第二年，西夏首领元昊亲自攻打牦牛城，攻下牦牛城后将城内三万军民全部屠杀，以泄其愤，这是宋辽夏金时期记载最惨烈的杀戮。

这些都是被史家和诗家浓墨重笔书写的大战事。毕竟离长安、洛阳太远了，理性的史家和感性的诗家难免对这片土地的人事物出现盲区，能把这片大地的往事完整珍藏的还是长宁本身，确切地说就是上孙家寨。

在1973年之前，在上孙家寨周边平野上有三十多座小山包，像人体肿起的小疙瘩，村民们称之为“肿疙瘩”，把单独的小山包叫做“独肿”，两座连在一起的叫“双肿”，还有“三肿”“五肿”，众多小山包连在一起的叫做“乱肿”。上孙家寨的人们世世代代在这些小山包下耕田放牧，村民劳作之余会爬到小山包上登高望远，站在小山包上他们能看见相对较远的地方，可谁曾料到这些小山包下面却埋藏着更邈远的历史远方。

二、考古大年的上孙家寨

上孙家寨遗址出土的文物，有三件被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在青海各考古遗址中是最多的。

1973年，这个年份注定是中国考古的大年，浙江的河姆渡遗址、长沙马王堆遗址、江西吴城遗址、甘肃肩水金关遗址、甘肃合水黄河象化石、陕西李神通墓葬遗址、济南嬴城遗址等这些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是这一年开始挖掘或取得重大发现的。也恰在这一年，青海省物资局正在上孙家寨村附近修建物资储备库。施工队把一个小山包清理完后开始挖地基，却发现了一座青砖堆砌的大墓葬。经闻讯赶来的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现场考察，发现这是一座汉代的墓葬。青海考古部门将此事上报，申请对上孙家寨地区所有的小山包进行挖掘考古，那些大大小小的小山包其实就是墓地的封土。参加发掘工作的单位有青海省文物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甘肃省博物馆以及青海部分州县的文物工作者，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的部分师生参加了短期实习发掘及整理工作。

从1973年到1981年长达8年的考古，让世人看到了埋在这片土地下面的几千年历史。在这片农田上，共计发掘墓葬1295座，其中包括马家窑类型墓葬21座，齐家文化墓葬2座，辛店文化墓葬12座，卡约文化墓葬565座，唐汪类型墓葬512座，汉晋时期的墓葬182座，还有元代墓葬1座，出土了石器、彩陶、玉器、青铜器、金银器、钱币、木简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文献等文物3万余件。墓葬群里发现的文物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300年左右，跨度近四千多年，据笔者所知，这是我国跨度最长的墓葬遗址群，是青海地区出土文物类别最多的遗址，也是青海文物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最多的遗址——出土于上孙家寨的舞蹈纹彩陶盆、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安息国单耳银壶都收藏在国家历史博物馆。

三、舞蹈纹彩陶盆

这件舞蹈纹彩陶盆的制作者是五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的先民。它的发现，证明中国至少在五千年前就产生了舞蹈。

当时，在汉朝墓葬遗址挖掘中，工作人员偶然间从墓室旁边的夯土层中捡到一块带有图纹的陶片，考古人员敏感地发现这不是汉朝的彩陶，而是马家窑时期的物品，就把所有的碎片都拾捡出来，一拼接，发现还有很多缺口，就把这里的沙土用筛子筛了一遍，把石粒、碎片都收集齐全，送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修复。于是，一件旷世奇宝再现眼前：这件彩陶盆内壁上有三组图案，每组由五个手拉手的舞者组成，那舞姿惟妙惟肖，盆壁上的先民仿佛要走下来给大家表演一般。据鉴定，这件舞蹈纹彩陶盆是五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的先民制作的。这是全国发现有舞蹈图纹的文物中距今最为久远的一件。在它出土后，考古工作者、舞蹈艺术研究者、美术研究者的研究文章纷沓而来。

跳舞和唱歌是远古人类就有的行为，彩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舞蹈艺术和彩陶工艺在五千年前的湟水流域已经完美结合。舞蹈纹彩陶盆的主人羌人是古代西北地区的重要族群，从商到周、秦、汉乃至魏晋，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影响至深。中国历史上最早管辖青海的行政官员就是西汉处理河湟羌人事务的护羌校尉。汉朝将青海羌人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李广、赵充国、邓训、马援都是处理青海羌人事务而成名的历史人物。而这个彩陶盆比商周还早，放在古代传说中是三皇五帝时期的，放在文物归类中是新石器时期马家窑类型的，放在中华民族成长期它是婴孩时期的，放在中华文明的源流中它是研究中国舞蹈的源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舞蹈纹彩陶盆被安排在彩陶展区的主展位，它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所谓国家一级文物就是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不能出境展出则是对国宝级文物的最直接的界定。笔者到上孙家寨采访时，大通县文化馆已排练出舞蹈纹彩陶盆上绘制的舞蹈动作，向这片土地上的先民致敬。

四、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

众多古代民族在大通留下了墓葬、城池、文物、历史故事和活态文化，这里是古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地。

青藏高原的羌人像黄河水东流一样对中华文明产生润物无声的影响，而北方草原的匈奴对中原地区而言像大漠的旋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来势汹汹，融入中华民族也很迅速。匈奴在战国时期就与中原地区产生纠葛，秦末汉初对中原政权构成重要威胁，汉高祖都被围困在白登山，汉朝不得不与匈奴订立盟约，纳贡和亲，换取长达六十年休养生息的文景之治。

到了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大将军卫青北击匈奴，这标志着从东周开始与中原地区的对抗中始终占据优势的匈奴走向了下风。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深入河西地区2000余里击败匈奴，使匈奴内部发生分裂，这年秋天，匈奴浑邪王带着四万部众在河西地区归降汉朝。从此从河西、祁连山地区拉开了民族大融合的序幕。到了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李息、徐自为领兵深入河湟，把湟水流域纳入汉朝版图，其目的是不让祁连山北麓的匈奴和南麓的羌人联合起来抵抗开拓疆域的汉朝，于是在这里设立东亭、西平亭、长宁亭，并大量移入内地的汉人，这里成为汉、羌、匈奴民族融合的大熔炉，那些归顺汉朝的羌人、匈奴人被委任为当地的官吏。

在我国北方发现了许多汉朝以前的匈奴历史遗址，但很少出土文字文物，上孙家寨的一号墓主人骨骸身边发现了一枚铜质驼形钮印，印文内容为“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的出土立刻引起史学家尤其是匈奴史研究者的关注。此印证明了《汉书》中记载匈奴归顺汉朝的历史事实，有力证明匈奴就是中国本土产生的族群，且大部分融入到中华民族中。

历史记载中，匈奴主体没有进入到湟水地区，但匈奴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而是由以匈奴人为主体的多个族群组成的政治群体。其中居住在湟水流域、祁连山、敦煌地区的大小月氏、卢水胡都是匈奴别部。这些族群随南匈奴归顺汉王朝，有的上层人士成为地方官吏。上孙家寨汉魏晋墓群都跟长宁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管从墓葬的地理位置还是陪葬品看，其中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的主人都是长宁亭的官吏。

上孙家寨墓葬群中有182座汉魏晋时期的墓葬，从墓主骨骸尺寸和墓葬习俗、陪葬物品、出土的文献分析，墓主人有汉族、羌人以及匈奴别部中的月氏、卢水胡。汉魏晋以后的历史记载和大通地区的出土文物证明，上孙家寨所在的大通县有唃厮啰留下的历史故事、城池遗址，西夏的族裔和文物、金国正隆五年六月造的通津堡巡检铜印、蒙古族裔等古代民族在这里留下璀璨文物和活态文化，充分说明这里是中国古代民族的融合地。如今大通县已成为汉族、回族、土族、藏族、蒙古族5个世居民族和21个新中国成立后迁入民族和睦相处的美丽家园。

五、安息国单耳银壶

古代的长宁是丝绸之路青海辅道的重要驿站，上孙家寨出土的安息国单耳银壶等文物就是实物证据。

笔者在上孙家寨村采访时，年过七旬的田玉武老人正和同村的老人们打牌娱乐。我问田玉武老人打牌的输赢情况，旁边的人说：“我们怎么打得过人家，人家的手是挖出了国宝的，手气不是一般好。”我这才得知老人正是从上孙家寨3号墓的淤泥中发现安息国单耳银壶的考古参与者。

安息国单耳银壶通高15.8厘米，口径7厘米，腹径12厘米，底径5.4厘米。腹侧有一环形把手，口沿、腹部和底边有三组鎏金纹带，口沿勾连纹，腹部纹带由六朵不同形状的花朵组成。整体流溢出巧妙、精美的异域风格。这种风格的银壶在中国境内极少出土，当时考古界对此壶的来源有粟特、希腊、罗马、西亚等不同结论。后经中国考古研究所与德国图宾根大学史前及中世纪考古研究所联合鉴定，认为这是来自安息帝国的艺术品。安息帝国在今天伊朗高原北部，与我国的秦朝和西汉属同一时期，在《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多有记载。汉武帝时西域都护班超曾派甘英出使西域，甘英到达最远的国家就是波斯王国前朝的安息国。

有波斯元素的文物在青海地区不止安息国单耳银壶。1956年，在西宁城隍庙街挖出了76枚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一世（457年—484年）时期的银币，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波斯银币最多的一次考古事件。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家夏鼐教授得知消息后，非常兴奋，专门写论文以波斯银币为切口，钩沉出历史上途经西宁往来西方诸国与中原地区的历史人物，第一次从学术角度提出西宁是丝绸之路重要孔道的结论。而上孙家寨出土的安息国单耳银壶是对这一结论的又一印证。

古代的长宁亭地处湟水流域连接河西走廊的重要孔道上，是丝绸之路青海辅道的重要驿站。至今227国道、张汶高速公路、兰新高铁都过境长宁。晋朝高僧法显曾以63岁高龄万里跋涉，历经千辛万苦，抵达佛国天竺，完成学业，又乘船从南海回国。在他的著述《佛国记》中，法显这样描述从长安到张掖的经历：“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耨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耨檀国就是当时都城在西宁的南凉国，养楼山就是长宁背面的达坂山。可见长宁附近的大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法显经过长宁走向西域，那西域的安息国单耳银壶自然而然也会走进长宁。

在大通上孙家寨墓葬遗址群中出土了羌人的彩陶，东方的汉朝木简、钱币，北方的匈奴印章，西方的安息单耳银壶，可见这片土地在两千年前就通达东西南北，后人以“大通”命名这片土地自有它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