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诚

带儿子去买过年的新衣，儿子挑衣服时要求至少一个兜是带拉链的，我问原因，他说，没有拉链，过年挣的钱就没地方装，容易弄丢，那多不划算。我在感叹孩子机敏的同时，也折服于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不由得想起那个时候过年时，我们兜里装的那些“年货”，记起那时浓浓的年味儿。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们的生活还相对比较拮据，过年是一年中的大事。孩子们兴奋得很。我们要去拜年时，就把衣服裤子上所有的兜都腾空，蹦着跳着高高兴兴去拜年。那时候，只要是沾点亲戚边的，我们都会去磕头拜年，进了上房屋子，趴在地上边磕头边说吉祥话，“给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哥哥嫂子拜年啦”，起先声音比较小，含糊其辞，如果不见家里人出来，再喊，声音就提高到八度，“拜——年——啦”，直到主人来了一一拉扶起来，好像不这样就显不出你拜年的诚意。这时候，大伯或大婶就会叫我们落座喝茶吃菜，我们一个劲地推辞着，不坐但也不走，主人知道我们的目的，便会从套间里提出一个塑料袋，每人给抓一把麻麦（炒熟的小麦），装到我们提前用手撑开的衣兜里，我们便一边说着感谢，一边快速地退将出来，抓一撮麻麦放到嘴里，咔吧咔吧嚼着吃，还会简单评论一下麻麦的香甜与否，接着又向下一家去了。

如果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去拜年的孩子就比较多，甚至会去两三次，主人如果不是太过吝啬，也不会计较。这样的人家，给的“年货”就不一样，许是大豆或小豆爆的米花，许是“洋糖”，不过米花只有半把 ，“洋糖”只有一个。米花很不经吃，需得省着，“洋糖”一天会舔吃多次，嘴里含几分钟就吐出来，重新包在糖纸里，装回衣兜。

这样不到半天，我们所有的衣兜都会被装得鼓鼓囊囊，就像穿着灯笼裤的嬉皮士，我们回家把兜里的“年货”腾到一个布袋子里，嘱咐阿妈小心地收着，或者干脆藏到仓库里或是埋到粮食堆里，日后再掏出来慢慢吃。

条件再好一些的人家，会有小鞭炮，这是我们男孩子喜欢的“年货”。磕完头原地排好队站着，伯母就会取一串鞭炮过来，小心地拆卸，然后就把四五个筷子头大小的鞭炮放到我们伸开的掌心里，不会多给谁一个，害怕我们回头再来讨要。我们得了鞭炮，并不急着放，先在兜里装好，等到太阳落山吃过晚饭，巷子里十个八个的人们都出来了，或者有人喝醉了酒麻花步摆进巷子了，我们就炫耀地掏出鞭炮，用另一个手里的半截香点燃，等一两秒，伴随着“嗖”的一声扔向高空，啪地就炸响了，惊得酒醉的人睁大了眼睛，四处乱望。我们呢，嘻嘻哈哈笑着，十几个孩子一堆，从巷子里边玩到巷子外边，又从巷子外边拥到巷子里边，笑声随着鞭炮声升入高空……

再后来过年时，我们的兜里就有角币了。给一角钱，那可高兴得不得了，能买五六个水果糖，三四个泡泡糖。水果糖可以咯嘣咯嘣咬碎了吃，泡泡糖能吹出半个脸大小，“噗”一下破了，满脸满鼻子都是，小心取下来再嚼、再吹，很带劲。如果给两毛或者五毛钱，就可以买到两三本小人书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智取威虎山》《铁道游击队》等，只要有钱，供销社商店里多的是。看了这些小人书，开学后就有资本谈天说地了，也才有资格当孩子大王，发号施令。

就这样，兜里的“年货”发生着变化，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