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发掘旅游产业的发展潜力，以文化魅力吸引人，以旅游产业带动经济发展，以道德观念传播文化，进一步引导艺术文旅产业健康发展，为我国文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是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但要强化商业活动中文旅与经济的密切关系，推动文化与旅游协同发展，需要提前厘清一个观点，即真正具备可持续发展动力的是文化，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商业的载体。而晋商作为商业典范，曾有“商路即戏路”的说法，将商业与文化艺术进行了模范性结合。明清时期，晋商繁荣长达500年，十九世纪末的商业版图已达国内80多个城市及国外的朝鲜、日本、俄罗斯等地。《清稗类钞》记：“山西票号虽创于明季，乾、嘉以后，始渐发达，同、光间，则为鼎盛时代。”通过考察晋商成功的经验，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旅事业提供借鉴。晋商的艺术活动围绕传统戏剧展开，而新时代的艺术文旅则需要将之与合乎实际的理念与先进的传播设施相结合。

文旅场所的建设与功能开发

在艺术文旅场所的建设与功能开发方面，我们需要解决好如何拓展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划分活动位置等问题，形成涵盖表演、讲座、展览、工作坊、培训等各个方面的系统化安排，使场所充满活力和具有多样性。这一点，可以从晋商的会馆经验中汲取灵感。晋商在各地经商时，非常注重建设有特色的艺术场地。郭士星在《山西戏曲概说》中指出，“全国的晋商会馆有588处，河南73处，北京56处，湖北40多处，山东20多处，全国每省至少有一处。”会馆不仅是一个会议场所，它还与信仰相结合，形成了馆中庙、庙前戏的形制，关帝庙和戏台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艺术活动、商业活动、信仰活动在这里共同开展，使艺术传播与创立者的生活、信仰紧密相连、融为一体，商业活动也变得生动活泼，更有生活气息。黄鉴晖在《山西票号史料》中表示，“（晋商）在各地常集资建立关帝庙，作为聚会之所，于每年关帝诞日多演戏酬神，用作同行的大集会。如遇小事，亦可到关帝庙集议，因为关羽是山西解州人，各地人多敬仰而设庙祀，山西商人也借此而建立关帝庙。又传关帝为财神，此又商人所必祀，山西各地的行会，即设在关帝庙内。”庭院式布局的会馆、与关帝庙相对的戏台、数量充足的看楼、年关岁节的戏剧演出，在静态的建筑形态中，将沉浸于商贸活动、宴会活动、酬神活动、祭祀活动、娱乐活动中的戏剧场面呈现出来。这种颇具艺术魅力的场地建设与活动，使无生命的建筑变成了有生命的艺术活动载体。

在艺术场所建设方面，晋商跨越省域界限的实践破除了艺术领域的地域界限，同时通过多种功能统一于一体的理念，将活动场所的作用发挥得十分充分。当代艺术文旅的呈现形式也可以采用主题式（Theme-based）方法，将旅游场所的多样化功能有机融合，例如艺术主题的博物馆、公园、小镇等。以中国昆曲博物馆为例，这座博物馆位于昆曲的发源地江苏省苏州市，馆内的全晋会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以抢救、保护、传承、弘扬古老的昆曲艺术为宗旨，设立了展演、陈列、收藏、研究、传承等多个主题的工作内容。尤为重要的是，馆内每周都会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专场演出，游客也有机会穿上戏服，亲身体验昆曲美轮美奂的服饰艺术。毗邻博物馆的平江路是一条充满文化气息的街道，两旁布满了地方美食、小戏台演出、茶馆等设施，堪称文旅典范。这样的规划既满足了商业需求，又顺应了文化旅游的发展需求，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传统与现代化可以在富有文化色彩的环境中完美结合。

借鉴传统，突破空间限制的艺术开发与建设

晋商在追捧传统艺术的过程中，巧妙地借鉴并创新了艺术形式的开发与建设。作为会馆的创立者与班社的资助者，晋商不再满足于仅做观众，而是更热衷于亲自参与，成为艺术表演的一分子，体验其中的乐趣。如承办云生班的岳家，“在张家口、包头经营田庄和酿造业，在江苏、河南开设钱庄。”（王永年、刘巨才、段树人编著的《晋剧百年史话》）。班主岳彩酷爱戏曲，亲自参与吹拉弹唱，从陕西买艺童，从苏州购戏箱，在府中建戏台，请艺师张世喜教戏，各方面的工作都十分到位，该班从嘉庆三年（1798）创办一直延续至咸丰同治时期。再如咸丰年间，榆次王家承办的四喜班于逢年过节，日开三戏。行头从苏州定制、艺人从蒲州聘请、乐师从太原聘请，财东为了让戏曲符合家乡味，聚集专家艺人对蒲剧、秧歌、皮影进行改革，创造出了新的唱腔形式中路梆子——晋剧。周绚菲在《传统戏曲传承与发展》中也曾表述过，“四喜班经过一冬的排练，于咸丰十年春节在聂店露演，正月初八在榆次城内亮戏，观者如堵。”从此，四喜班开始了应邀去太古、祁县、汾阳、介休、孝义等地演出的节奏，剧坛为之轰动。同时，“随着山西戏曲走向全国，全国各地的不少剧种都与山西戏曲相互交流，全国有不少剧种都是受山西戏曲的影响而形成的。”（郭士星著写的《山西戏曲概说》）。可以说，晋商在传统艺术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为艺术形式的开发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商人参与艺术，本身就消解了身份与职业的界限，但这还不能算作是对突破空间性的一种诠释。在美学接受过程中，观众与作品之间通常存在一定距离，正如布莱希特所提倡的“制造陌生感”。然而，晋商的做法与传统戏剧创作者、表演者的一致性在于他们一直在打破这种陌生感，消除横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无形之墙，使观众能无距离感地参与旅游活动。艺术的综合性和包容性在当代文旅中得到了和谐统一，如全国旅游景区开发的大型实景剧便是这种性质的艺术文旅产品。以印象系列的实景剧《印象大红袍》为例，这是舞台道具与周围的山水实景无缝衔接，观众在可360度旋转的坐席上，恍若置身于一个巨型茶馆剧场，还可以品尝演员现场冲泡的茶水，近2000人共同体验着灯光、演剧、音乐、图画、舞蹈、山峰等元素综合在一起的艺术。这种实景剧打破了戏剧艺术欣赏中的“第三堵墙”，将游客的身份代入戏中，观看转变为了沉浸与体验。这是突破空间性艺术形式的勇敢尝试。“印象”系列与“又见”系列的作品实践着艺术文旅中破除游览地、景区、艺术作品与游客之间的空间性，即距离感的尝试，还很成功。优秀的艺术作品不仅带给人们体验，还有精神洗礼，在高尚、深刻、正向的精神主旨中实现旅游活动的精神升华。如《又见平遥》，讲述了清朝末期平遥票号东家赵易硕与镖局共同拯救分号王掌柜血脉的故事，同行之人均死于途中，七年后王家血脉终得以保全返家。张潮歌导演的这部作品，实景演出让观众直接进入舞台，观众在一个个院子中的行进就是一幕幕情节的推进。其中的一诺千金、义薄云天，在惨烈的情节中，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

曾经，晋商之于戏剧的热爱与参与毫无障碍；如今，互联网的普及同样消除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障碍。从传统中汲取灵感，再到现代中进行创新，并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这是一种极具意义的创新。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使得传统与现代能够在文旅建设中和谐共生，文旅建设更需要在借鉴中关注细节，突破障碍，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作者：王馨蔓，太原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山西省艺术规划课题“晋商对戏剧的接受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311016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