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军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在中华文化奠基期，天与时，天道与人道，彼此并举。这其中，老子的《道德经》给予天道和人道以总纲式的内容，除了“利而不害”“上善若水”的命题之外，天道与人道的本质性内容还有另外的补充，即《易经》中“生生不息谓之易”的命题，这一命题指认了“变”乃天地人间的常数，源于变化，人间社会方能够如川流之水、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这一词汇，也精确地对应了黄河的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黄河的自然属性始终在治与乱之间摇摆，尤其是下游地区，变数更加明显；黄河的人文属性随着书写与记录，随着考古新发现，处于不断堆积，不断扩容的情况。一条大河对于华夏来说，意义是多重的，黄河、黄土、黄皮肤，也成为辨识中华文化的三个核心意象，而历代关于黄河的书写可谓连篇累牍，历史地理、诗词曲赋、笔记文章等等，应有尽有。这其中，相关黄河的文学表达无疑特别鲜活和靓丽，经过审美化后的黄河成为文化黄河的顶端部分。河南作家鱼禾的新著《大河之上》，就是当下关于黄河的文学表达的结晶，这本长篇纪实性散文集较为全面地触及到了黄河的三个属性——自然属性、人文属性、生态属性。

在《大河之上》中，黄河的自然属性构成了全书的基础内容，阅读此书，也是一次重温黄河水文、地质地理的旅程。一条大河的自然属性丰富而多元，包括源头、支流、水量水质、两岸地貌、气候区域等要素，作家采取了抓大放小的写作策略。第一章集中于黄河源头的探查，并呈现出典型的散文式的笔法特征，第二章集中于黄河支流的梳理，以记录性文字描绘出黄河上中游支流漫溢的境况，第七章则重点刻画了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黄土堆积区——黄土高原的基本情况，笔法上兼顾了文学性和科学说明文的记录性特征。人文属性的概念内涵弹性更大，鱼禾在钩沉黄河的人文属性之际，偏重于落地的内容，具体而言，包括两个基本的单元，一个是黄河两岸的考古成果，从两百多万年前的使用火的遗迹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再到几易其地的夏都，再到商都的迁移。文中多次提及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大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中了多学科力量及新技术而展开的具备标志性的考古工作，在山西南部及洛阳-郑州一带有了很多重大发现。比如双槐树遗址，也是在近两年才进入我的视野。另一个单元就是黄河的治理史，为了清晰地勾勒治河的历史节点，作家调阅了大量的水文资料，因此，这一单元的处理实则立足于黄河的自然属性之上。从大禹治水到汉代的王景，再到元代的贾鲁、明代的刘大厦，以及清代的靳辅，皆是治河的功臣和能臣，而围绕他们的人生故事，总是与王朝政治、民间塑造有关，或悲壮沉落，或面孔多重，历史一旦扑向具体的身躯，很容易一唱三叹。关于黄河的人文属性的书写内容，在这本书中所占比重最大，也是作家所下功夫最勤的地方。黄河的生态属性，在《大河之上》一书中，属于引而不发的内容。所谓引而不发，并非是虚写的内容，一方面，书的最后一章《深呼吸》集中于黄河中下游湿地的勾勒上；另外一方面，人们对黄河在生态认识上的进步散落于一些章节的细部之上，比如治河的束沙问题，比如进入现代史之后，水利工程的调节功能，这些皆是生态黄河的组成部分。七十年来黄河的安澜期，在此前提下，水利工程、湿地建设、退耕还林、水量调节和科学化调配，这些工作为黄河的生态健康奠定了基础，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态黄河的枝叶会更加细化，进而盎然。

《大河之上》一书，有着知识考古学的显著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地理实证和考古历史两个层面。第一章《去河源》以及最后一章《深呼吸》还有着经验叙事的内容，其他章节的内容，知识考古的特性皆很突出。众所周知，知识考古不仅仅限于文献的爬梳，还需要田野考察的协同，这本新书中，无论是源头的探查还是考古现场的追踪，还是故道支流的考察，皆体现出某种“在地性”。作家亲赴现场，与文献加以对应，这本来是学术梳理的方法，被作家引入到纪实散文的写作现场。就文献的扎实梳理而言，在黄河水文历史上所下的功夫，让人印象尤深。就散文来说，知识考古学是一个必要的手段。散文随笔的知识性特征，大体上就来自知识考古，而《大河之上》中，知识考古的占比这么高，还是很少见的。

在艺术处理上，鱼禾扮演了纪录片导演的角色，一反其才情并茂的散文作家的角色。行文、处理方式，有着明显的转折，简朴的文字风格，短句的句式结构，记叙与说明的味道，进而大大地降低了文学修辞的比重。作家这种写作通道的转换与其整体上去经验化写作的创作思路息息相关，从心理机制的触发来看，黄河于作家而言，有着特殊的敬畏之情。因此，如果将《大河之上》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加以对照阅读，自然能够解读出一种两极的存在，前者往客观凝重、平和简练的方向飞驰，而后者则将文学的抒情化推向某种极致。实际上，去抒情化也好，抒情化也好，不过是一头大象的腹背而已，大河汤汤，从远古的时间隧道中驶来，一路折叠轰鸣，在北中国的大地上勾勒出最深刻的线条和颜色。